土地革命时期，以为代表的优秀人融合客家文化，在闽西苏区开展了合作经济（生产、供销、信用三大合作）以及货币信用思想的实践探索，闽西成为中国红色金融的诞生地，在中国金融史上具有十分重要和独特的地位，闽西苏区也同时被称为当之无愧的共和国的金融摇篮。
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有说根本原因是未及时夺取法兰西银行而导致革命政权无经济保障，使等革命根据地创始人清醒地认识到，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必须“一手紧握枪杆子，一手狠抓钱袋子。”
在紧握“枪杆子”的同时，也进行了对“钱袋子”（经济金融）的探索。早在大革命时期，在列宁合作社理论的指导下，一向对中国农村和农民情有独钟的，从“农民问题严重性”入手，经过深入调查和客观研判后提出：农村合作社（生产合作、消费合作、信用合作）是扶持生产、融通资金“第一好”的方法。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提出合作运动应该与工农运动结相合并为工农运动和革命战争服务的主张。1926年5月，在举办第六期广州农动讲习所时，聘请了专业技术人员讲授“农村合作”课程。1926年12月，在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指出：合作社是“互相扶助，互相救济”的组织，号召贫苦农民组织信用合作社，“用集合的资本、集合的信用”，高利贷的盘剥。1927年3月，在《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他们买进货物要受商人剥削，卖出农产要受商人的勒抑，钱米借贷要受重利盘剥者的剥削，他们很迫切地要解决这三个问题。”农民要在经济上摆脱土豪劣绅的盘剥，实现自救的最好手段就是组织合作社，这种合作社运动可以随农会的发展而发展到各地。目前，党史界专家一致认为，这是最早的合作社经济思想。
井冈山斗争时期，、朱德等率领边界军民通过浴血拼博，顽强奋战，成功打破了的军事“会剿”。之后，等人充分认识到，单靠“打土豪”来筹集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经费已经完全不能适应蒸蒸日上的革命形势。为巩固苏维埃政权和保证军队给养，苏维埃政府建起了一个红军造币厂，造出了“工”字(寓意工农兵政府)银元，在革命根据地内流通，实现了“钱袋子”思想真正意义上的探索尝试。
1929年3月，、朱德率领红四军进入闽西，开辟了革命根据地，建立起苏维埃政权。1929年6月，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上，因一些重大见解上产生分岐等原因，暂时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经邓子恢、张鼎丞等的要求，化名杨子任到闽西养病并指导工作。这期间，闽西第一次党代会顺利召开，通过了他亲自审定的《关于苏维埃政权决议案》，提出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重大意义及其重要工作，并规定苏维埃政府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举办合作社等地方建设事业。
1929年8月间，赴永定、上杭调研，在与地方苏维埃干部的接触中，了解到较早成为红域的龙岩、永定等根据地，出现了农产品价格飞跌，而城市工业品反而涨价的“剪刀差”现象，产生了严重的经济问题，直接影响了工农群众的日常生活。
在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审定了闽西特委的多份通告，其中第七号《关于剪刀差问题》的通告要求：由区县苏维埃政府领导，帮助群众“创造合作社，如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以避免农民受到商人剥削，调剂农村经济；第十三号通告提出：“解决赤域中的“剪刀差”特殊经济问题，成为目前闽西党当务之急，党应指导各地苏维埃，奖励群众生产，普遍合作的组织，……以防止“剪刀差”现象之发展而减少群众之痛苦；第十四号通告又强调：各地政府工作，应针对群众要求，为群众解除痛苦，在目前应努力帮助群众建立合作社组织。
正是在的亲切关怀和精心指导下，永定、上杭等较早成立区乡苏维埃的地方，于1929年秋快速地发展了一批包括信用、消费等合作社在内的合作社组织，闽西成为中央苏区乃至全国最早创办合作社组织和合作经济思想落地生根、真正付之实施并取得了辉煌效果的地方。
闽西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前，闽西民间高利贷活动十分猖狂、高利贷剥削非常残酷。因此，土地革命一开始，废除高利贷与分田就成为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最有力口号。
闽西“四大暴动”后，特别是闽西苏维埃政权之后，农业、工业、商业都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高利贷被废除，发行的纸币被取缔。由于新的金融体系尚未建立，一度出现了农民生产生活需要资金却借贷无门的窘境。闽西市场币制混乱，银元、银角、铜钱等混用。同时，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的票子，各商会的票子，都在市场流通，还有大量杂洋等劣质银币充斥市场。
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使苏区商品的流通渠道被堵住，生活必需品、军需品进不来，苏区的商品出不去，闽西苏区陷入困境。
1929年9月，闽西特委发出了第七号通告，要求各区着手发动群众“召集私人股金创办信用合作社”“以使农民卖米买货不为商人所剥削，而农村贮藏资本得以收集，使金融流通”。
关于“红色农信”的诞生，蛟洋农民银行应该属于开创“红色信用”的先河之举。为了搞活农村经济，促进商品流通，打击高利贷剥削。1927年12月，上杭县北四区农民协会，在地方武装领导人傅柏翠的组织下，以农民协会名义创办了福建省第一家属于农民自己的银行——蛟洋农民银行。半年后，由于蛟洋暴动受挫，农民协会被迫上山打游击继续革命，农民银行随即停办。农民银行对扶助群众的生产生活、促进苏区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也为创办信用合作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30年12月后，闽西革命、军事、政治领导中心转移至永定虎岗。苏维埃区域主要分布在龙岩南部、永定大部、上杭大部、长汀东南部、连城南部。其中，永定由于农业经济发达，尤其是条丝烟、土纸等出口量大，且水路直通广东潮汕，又是著名的侨乡，赤白贸易基础较好。
1929年10月26日，永定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湖雷庆兴寺召开，宣布正式成立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会议通过了《县苏维埃目前最低的施政纲要》，其中第四项就是“统一度量衡及币制”。当时作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的湖雷，既是老革命根据地，又是商品贸易较为活跃的经济中心，为了打破经济封锁，融通苏区经济，保障群众生活，巩固人民政权，在闽西特委倡导下，永定太平区和丰田区分别于同年10月、11月相继成立信用合作社，成为中国领导、成立时间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信用合作社。
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并成立了闽西苏维埃政府。会议总结了太平区、丰田区等信用合作社的建设经验，要求“普遍发展信用合作社组织”，并制定了《合作社条例》《取缔纸币条例》等，在苏维埃政府的格外的重视下，信用合作社发展迅速，至1931年9月，仅永定全县十个苏区先后创办了9个信用合作社，共吸纳基金10528元。1929年10月，北四区信用合作社在蛟洋成立，开办存放款业务，其运作基础是1927年冬建立的蛟洋农民银行。
1930年春杭武县设立后，庐丰改为第二区，成立了杭武县第二区信用合作社。1933年9月，福建设立兆征县。1934年5月，在东郊区、红鄞区先后成立区级信用合作社的基础上，设立了兆征县信用合作社，发行了筹资股票，每股一元，这是闽西目前唯一有实物证明的县级信用合作社。
1930年2月28日，闽西特委颁布的《合作社讲授大纲》，明确规定了信用合作社的基本性质：“为群众所组织的经济团体，不是政府所办的便利或救济人民的机关”“以增进社员共同的经济幸福为目的，而不以盈利为目的”“合作社社员必须是自动结合的，不容许任何人强迫”“营业主权每社员只有一个表决权。”
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先后制定了《信用合作社条例》《借贷条例》《取缔纸币条例》和《信用社工作纲要》等，充分明确了信用合作社的法律地位、借贷方式和管理要求。从此，“红色农信”之轮船在闽西正式启航，农村合作金融逐步向赣南乃至全国蔓延。学界一致认为：闽西“红色农信”具有理论渊源深、成立时间早、覆盖面广泛、民主意识浓厚、普惠特点显著等五大特点，在闽西苏区乃至中央苏区占有无法替代的位置。
信用合作社的资金在初创时，部分由政府拨给，部分由群众集股。随着生产的发展，资金主要靠群众集股。股金每股为大洋1至5元，社员以家为单位，1户1社员入股。信用合作社社员不但是股东，而且是该社的直接消费者。为防止少数人操纵信用合作社，每个社员入股数不能超过10股，每股金额不能超过5元。永定县第一区信用合作社发行的股票，每股一元，股票面值手写为准，最多10股以内。
1930年3月25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取缔纸币条例》规定，“各地不得自由发行纸币”“发行纸币机关，要信用合作社才有资格”。同时，还规定“有五千元以上现金，经闽西政府批准者，才准发行纸币，但不允许超出现金之半数”，发行纸币“数量起限一角、二角、五角三种，不得发到十角以上。”不符合相关规定的纸币，“要限期收回”。9月间，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布的《关于金融流通问题》十六号布告精确指出：禁止统治区纸币在苏区流通，但允许有实际价值的国统区铸币流通。1931年3月，上杭县第二区信用合作社，因未能及时向新政府备案和回收纸币，被杭武县区经济委员各区合作社主任联席会议通报批评，责令“已开出纸票的应立即向经委会登记，以后合作社不得再开纸票，过去的纸票和超过限制的应收回。”1930年11月闽西工农银行成立，信用社发行的纸币由各社收回。
各地信用合作社成立后，迅速办理存贷款、收兑银元、兑换纸币业务和发行流通券的业务，这些举措稳定了苏区的经济金融秩序，特别是加大对粮食合作社的贷款，对苏区粮食价格的稳定和苏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为了解决春耕中耕牛、种子、肥料、工具等问题以及春秋两季的粮食问题，苏维埃政府要求“各地须创办信用合作社”，“无牛的农民”可向信用合作社借资购买耕牛共用使用。由苏维埃政府介绍，社员一般可借五元，期限三个月。开始时规定“每借大洋1元者每10天付铜板1片”，以后统一规定为月利0.6％。信用合作社定期存款半年以上者月利0.45％，活期存款月利0.3％。
“合作经济思想”以及“红色农信”在闽西的成功实践，为苏区革命战争和政权建设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1929年7月闽西第一次党代会和1930年2月闽西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明白准确地提出“富人欠穷人的债需要还清、富人欠富人的债需要还给苏维埃、穷人欠富人的债一律不还”，明确了借贷对象差异，有序地打破不合理的借贷关系，把被压迫、被剥削农民从旧有的人身依附型的借贷关系中解救出来。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借贷暂行条例》明确规定“宣布过去高利贷契约完全失效”，在苏区内取消并废止一切高利贷形式的借贷，实行借贷利率上限和利息给付时间等方面管制。“红色农信”积极开展低息信贷业务，满足农民生产生活的资金需要，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繁荣。
信用合作社通过控制和掌握货币发行权，有力地确保了区域金融秩序的稳定。闽西苏维埃明令：严格禁止黄金、白银外流，取缔金银的投机活动，严格金银管理，从而稳定了货币市场。同时，信用合作社通过吸收财政存款，代理财政金库，不仅壮大了资产金额来源，又促进财政资金的规范运行，为发挥财政职能、推动政权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为应对残酷的经济封锁，“红色农信”充分的发挥职能作用，积极为武装力量装备、后勤给养等提供资金保障。同时，“红色农信”积极开展“低息、面众、便利”普惠金融服务，积极支持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全力助推经济的振兴和繁荣。如开办“耕犁合作社”“农具合作社”等贷款，普遍地解决了农民生产耕牛、农具、肥料等实际问题。而这种普惠性质的低利贷款，为涉贷农户和企业大幅减轻利息负担，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快速发展。此举得到苏区军民的一致拥护，也得到省委乃至中央的高度肯定。
“红色农信”虽然在探索中完善，但是许多做法得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肯定。“红色农信”制定的工作规程、管理制度和经营模式是中国红色金融的最早尝试。1930年9月，在闽西“红色农信”基础上成立的闽西工农银行，不仅成为中国领导下全国最早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更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制度参考。1933年9月，临时中央政府吸取闽西苏区红色农信经验制定的《信用合作社标准章程》，成为苏区信用合作社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各地信用合作事业的发展。
闽西工农银行成立时，七个管理委员中，有四人来自地方信用合作社的创建者队伍，还有许多“红色农信”人被选拔到苏维埃政府担任要职。同时，“红色农信”还培养出后来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树立不朽功勋的阮山、曹菊如、赖祖烈、林锦彬等一批红色经济、金融人才。
“红色农信”的客家文化融合，使中央苏区与客家大本营和苏区文化与客家文化的双重叠现象闪烁耀眼的光芒，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客家人崇尚气节，重视情操，强调言行举止符合道德规范，不屈服于外在压力，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这种崇尚真理，矢志不渝的坚强品格，在“红色农信”人听党话、跟党走、执着坚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机构设置、人员调配、队伍建设，还是业务发展、资金管理、经营核算，“红色农信”人都从始至终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绝对领导，紧紧围绕苏维埃政权建设这个中心，保持金融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苏区困难时期，党和政府号召开展“节省运动”，信用合作社、银行、造币厂、印刷厂的工作人员主动要求免发工资，节省每一个铜板支持革命战争。“红色农信”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中央苏区乃至全国的典范，无一不是坚持党坚强领导的结果。
客家是汉民族一支重要而特殊的民系，是个性鲜明的族群。客家文化的生成和发展由其特殊的历史使命和时空背景决定。“红色农信”诞生以来，其职能就明确不以单纯追求经济利润为目标，而是从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以打破敌人经济封锁、支援革命战争、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为目的，成为自愿互利，民主管理，利益分配兼顾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合作金融组织。在“红色农信”创建过程中，客家人的务实精神得到充实升华，也充分诠释中国人“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漫漫的迁徙历程，艰苦的生存环境，决定了客家人强烈的集体和众民意识。“红色农信”应群众的要求，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始至终坚持走群众路线，从始至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红色农信”不是“官办”而是“民办”，是“工农劳苦群众的群众组织”。正是因我们的同志时刻惦念着群众，人民群众才高度信赖党和政府，并成为革命政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真正“铜墙铁壁”。当年苏区信用合作社员工经常头戴斗笠，脚着草鞋，肩挎布袋（装有衣服、笔墨、账簿、算盘），跋山涉水，下乡筹款筹粮，打造出一代“红色农信”人的朴实情怀和亲民作风。
“红色农信”创立于残酷的战争年代，不仅条件艰苦，设备简陋，而且没有人做过金融工作，连有关银行工作的参考资料也很少，怎么办？为了革命事业，先辈们不懂就学，从书本中学，从实践中学，还通过特殊方式，暗中请教银行的职员。同时，发扬“开拓创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善于摸索，勇于担当，迎难而上，在全面废除旧的金融体系和高利贷剥削的基础上，建立起符合人民利益，适合根据地政权和战争需要的金融体系，铸就了“红色农信”的辉煌。这些辉煌业绩连同“红色农信”人的开拓印记和求新魅力，均充分彰显客家文化在“红色农信”实践中的融合成效。
习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客观分析“红色农信”诞生、发展和壮大的历史，我们清晰地发现，客家文化为“红色农信”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是我们不可多得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一定要自觉弘扬光荣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光大客家文化，不忘初心使命，全面和深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金融事业的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作者单位系龙岩农业发展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