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秩序，热爱整洁，偏爱有条不紊，对大部分人来说，就像根植于内心的本能，因为这通常意味着情势尽在掌握。
但有时候“秩序”、“常识”，并不是真正创造成功的条件。《混乱》这本书就这样告诉我们，有时候混乱恰恰是处理问题的灵药。
英国的全民医疗服务制度（NHS）是由英国政府资助的、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公共医疗制度。这一制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实施，迄今已有60余年历史。它的根本原则是：全民享有，免费医疗，按需服务。
不过，尽管许多英国人谈起全民医疗制度都为之骄傲，但它的具体操作方法可把这些民众气到内伤。
1997年，托尼·布莱尔上台，其执政目标之一便是改进NHS，比如缩短就诊周期。
病人电话预约成功后，医生必须在48小时内给病人看病。在布莱尔的体系中，提供医疗服务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机构都变成了责任人。然而，这个方案存在一个致命漏洞。2005年英国大选期间，滔滔不绝谈论医改方案的布莱尔，被直播间的一位现场观众问得下不了台。这位女观众称她给医生打了一周的电话都没有接通：“每天早上我一起来就打电话，一打就是三小时，可就是没有人接，没有人接我就不能预约。”布莱尔一脸错愕。
由于病人只有在打通电话之后才能预约，没有预约也就不存在违规。未接通的电话不会被记录在案，于是，很多患者只有每天不停打电话，希望能接通。那些打通电线小时以内得到了治疗——布莱尔定下的目标以这样的形式实现，医疗服务的品质大打折扣。
同样的例子：1763年，林业员约翰·戈特利布·贝克曼召集了一群工人一起干活儿。这些人每人手头有一条多功能腰带，上面有5个皮袋，里面分别装有固定数量的钉子，颜色各不相同。工作的时候，工人们肩并着肩形成一排统计这片林地。
每经过一棵树，工人便根据树的大小钉入不一样的颜色的钉子，一种颜色代表了一个尺寸（从1到5）。待他们走完这片茂密的树林，数一数皮袋里还剩下多少钉子，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起初，18世纪的林业员在测量森林的时候，只可以使用微积分同时利用木柴堆做一些实验，从而算出一棵“标准树”的出材量，毕竟经济利益才是他们关心的。
但是这样太麻烦了，于是约翰·贝克曼想出了一个改造方法，就是挪走不同年龄、不同品种的树木，取而代之的是同一年龄、同一品种的树木——比如，相当受欢迎的挪威云杉。贝克曼称这为“科学造林”。
这些云杉排列整齐，不仅方便林业员测量，还方便护林和采伐。死掉的树木被砍掉，地上的朽木被清走。“标准树”原本只是一个理论概念，它的提出只是方便林业员测量，贝克曼却把它变成了实践。
终于，这片林子越来越接近林业员为它绘制的地图和表格了——它们如此整齐。
他们再也不能去森林拾柴火，不能取树液做胶水、药材和点火液，也不能捡橡子喂猪。对他们来说，森林蕴藏着无数宝藏，只是掉进钱眼儿的林业员和商人看不上。布莱尔是英国的首相，他的医改自然有政府作后盾。贝克曼虽然只是一个林业员，但是如果背后没有政府和大地主撑腰，他的“科学造林”恐怕也难以实施。政府永远不可能了解世界的全部，却掌握了改变这样一个世界的权力，这种改变有时是负面的、毁灭性的。
比如，一位经理可能为节省开支而减少员工的培训，或者干脆直接克扣员工工资。短期内，公司的盈利确实能上升，但是长期呢？长期下来，公司必然会走下坡路。
世界的变化速度快，不是官僚主义者能够把控的。那些制定了狭隘而僵硬的目标的机构或个人肯定会在事物的变化发展之中遭受重重打击。
试想有这样一个企业，他们的目标是清楚地解答每一个致电客户的疑问，却绝对没想到发展线上客服。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互联网时代，此公司的目标无疑是狭隘的，制定这一目标的人想当然地以为客户只会打电话，而不是使用电子邮件等网络工具。
当一个员工明明没有完成上司定下的目标又不想被责骂时，他很可能选择撒谎。然而还有更可怕的，造假。想想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的医生，为了更好的提高手术成功率，直接拒绝给危重病人做手术；想想布莱尔的医改，医生干脆不接病人的预约电话。如果纽约和宾夕法尼亚没有推行“分数卡”制度，布莱尔没有规定“48小时”，医疗服务的质量不说会提高，起码不会下降吧。
这样线年，巴塞尔委员会通过了第一个有关如何监管银行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议——《巴塞尔协议I》。它将所有的国际银行纳入其监督管理体系，规定了银行应该具有的最低资本额度。只有资本充足的银行才有能力承受巨额损失，避免破产；相反，缺乏资本、主要靠借贷经营的银行则很容易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巴塞尔协议Ⅰ》被视为建立一个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的第一步，然而它却忽略了一个事实：银行投资行为所涉及的风险是完全不一样的。
银行在评估风险时，都是利用高端计算机技术建立风险模型，而《巴塞尔协议Ⅰ》提出的模型简单到用一张纸、一支笔就可以搞定。
鉴于这些教训，2004年，巴塞尔委员会修改了协议，对风险的划分和规定更详细了。修订后的版本被称为《巴塞尔协议Ⅱ》，长达347页，而之前的版本只有30页。
新协议的风险模型是在银行的模型基础之上建立的，其风险参数多达上百万种，不仅有数据支撑，还经过了市场的检验。
这一号称全球最复杂的金融稳定协议签署4年后，便爆发了史上最复杂的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几年，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安迪·霍尔丹提出了一个大胆假设：假如巴塞尔委员会在量化风险方面做出的努力其实都是徒劳无效的呢？
霍尔丹提出在管理银行面临的风险时，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看这家银行资本多少、举债多少。
让游戏的规则复杂化并不是防止玩家钻空子的方法。不管规则如何复杂，都有漏洞存在，而一条简单的经验法则往往更可靠。
结果将会和布莱尔的“48小时”规定一样，银行迟早会找到漏洞。“通过银行的负债率来评估银行的风险”这一标准只有在银行没有将某一具体比例作为目标时才能客观反映银行面临的风险；“有多少病人在预约之后的48小时之内
所以，处理问题的方法既不是厚重的各个版本的《巴塞尔协议》，也不是单独一条简单的标准。
相反，我们该尽可能定下数条标准，但是对啥状况下使用什么标准却不能做任何规定。
你可以定下数百条类似的简单标准，医院如果要造假的话，满足了一条也满足不了下一条。平时效率就很高的急救服务一般也不怕这些标准的考核。但是这样做也有一个风险：如果急救服务摸清了每一个标准所占的比重以及最后的总分是如何打出的，他们也可能做手脚。
所以，每一次评估时，监督管理的机构绝对不能一条一条全部查看，这样太过官僚主义，也太荒谬了。
相反，监管人能随机挑选其中几条，然后再进行深入评估。一个随机的问题恐怕更能检测真实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