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喜欢说，下雪的日子，北京最像北京。2023年12月14日，雪落京城。故宫红色的宫墙外，金色的琉璃瓦被雪白铺满，护城河北面的街道上，纷飞的雪花中，游人似乎比平日更多了些，穿着厚厚羽绒服的人们，时不时地跺跺脚、搓一搓冻僵的手，举起手机，对准河流另一侧的故宫角楼。

  穿过人行道，走进另一侧窄窄的胡同里，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喧嚣的都市、川流的人群渐渐退后，成为淡淡的背景，眼前一个个院落，坐落在胡同两侧，大门上朱漆剥落，灰色的滴水檐上覆盖着白雪，门内的天地，安静而有序，住在里面的人，用最传统的方式，静静地度过隆冬。

  说到“胡同”，便会想到北京。这个带着“蒙语”色彩的名词，将有关胡同生活的记忆，推回到近800年前的元代。

  事实上，比元代更早，北京这片土地上已经有人筑城居住。城市格局几经变迁，其底色却没有太大改变，这底色，就是中正对称的建筑格局。南北取直的中轴线，横平竖直的大街，蕴藏着传统中国中正平和的文化意味，分布在大街两侧的一个个细小的巷子，就是胡同。这是数百年中，北京人一生栖居的地方，到今天，也还是许多人的出生之地，生活之地。

  1958年，高巍出生于大石作胡同的一个小院中，院子里原本住着五家人，其中三家，是高巍父亲三兄弟，还有房子的原主人一家，以及另外一家住户。这是一座胡同深处的小四合院，一座座垂花门，把一栋栋房子隔开，院子里种满鲜花，门口有合抱粗的枣树。出门往西，几步路间，就是北海公园的东岸，往东和景山公园一墙之隔，往南走出胡同，正好是故宫角楼，穿过护城河，就能登上故宫的城墙。

  顾名思义，大石作胡同，原本是清代为宫廷及王公贵胄制作石器的地方，高巍的家，原本是一处作坊，后来作坊消失了，变成了居民区。

  高巍在院子南边的一处平房中出生，小时候，他的父亲总是在窗前种上各种花卉，虽然多是常见的月季、太阳花之类，不值钱，但一样可以把院子装点得色彩缤纷。夏天推开窗户，满室芬芳。

  小时候的胡同，在记忆中很宽敞，院子也大，高巍家房子的对面，是一座五层台阶上的大屋，小小的人儿，站在台阶下仰望，房檐高高的，仿佛遮住了半个天际，鸽哨声响起后，很久才能看见从房檐上飞过的鸽子。

  从大石作胡同往北，从北海到什刹海，大石桥胡同就在什刹海的北面，1952年，7岁的方彪，随家人从东四搬到了这里。从东四到北海，公交车只有三站，但对方彪来说，仿佛换了一个世界。他的祖父是辛亥革命志士，也曾从商，创办过东四商场，1950年，东四商场停业，一家人搬到了大石桥胡同，住在一座小四合院里。但在这里没住多久，父亲工作调动，南下广西，方彪暂时离开了胡同。回想自己对胡同生活的回归，方彪认定那是缘于一首歌的召唤，从他在广西偶然听到《让我们荡起双桨》，听到“水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距离他离开北京才不过三年。一时间他对北京的胡同和公园，有了强烈的怀念与渴望，让父亲将自己送回北京，和祖父生活在大石桥胡同中，这一住，就是大半生。

  这些年，北京一直在进行胡同改造，也许这改造里也包含着要将老北京的生活印迹留住的意味，安放当下的日常生活，也安放这座城市里土生土长的居民们偶尔从心底翻涌上来的乡愁。

  改造归改造，胡同终究带着旧城的风格，如今的很多胡同，在大都市的背景之上，显得“小”，显得“窄”，显得“曲折”。在高巍的记忆中，儿时的胡同是可以自由奔跑的地方，比自家的院子要开阔许多。放学后的孩子们，在胡同里疯跑，或者聚集在某个同学家里神侃，天色渐晚，主人家也不驱赶，一直到父母呼唤的声音穿过院落，传进孩子们的耳朵里。

  几个哥哥姐姐都比高巍大好多，玩不到一起，上学之前的高巍，总是一个人玩儿。小院是封闭的，但走出大门，景山上的游人，北海里的小船，胡同里的大树，都是他的玩伴。他喜欢下雪天，院子里有一小片空地，紧邻景山公园，下雪后，他总是会去那片空地，在雪地上踩出一串串脚印。彼时冬日的故宫和景山，没太多赏雪的人，天地空旷，人声寂静，一道垂花门，把住人的院子和空地隔开，院子是小世界，空地是更小的世界，独属于他自己的冰雪世界。

  夏天的时候也好玩，胡同对面的人家，有露台的，可以观北海的风景，暴风雨中，他有时会和小伙伴一起跑到北海边，看公园的大船，把小船上的游客一个个接回岸上。

  北海名字叫海，其实面积并不大，是一个城中的小湖，海的名字，来自于草原的习俗。这个小小的湖中也有风浪，足以给划着小船的游客带来危险。那首让幼年的方彪魂牵梦绕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只有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才会展现出奇美的一面。

  如果胡同是一个小天地，那么胡同里的院落，就是一个更小的世界。关上门，四合院就是一家人或几家人独有的空间，大门外面的风霜雨雪都被隔绝在外，打开门，这里又是开放的世界，天南海北的口音、四海之外的新奇事物，都在小小的街市中汇聚。

  1947年出生的王德福，住在东四头条胡同里，出了胡同，就是隆福寺。王德福的童年，经历了隆福寺从寺庙到人民市场的转型，老北京的隆福寺庙会，只在王德福父辈的口口相传中。王德福的父亲拉过洋车，曾经和《骆驼祥子》里的祥子是一个职业。小时候的王德福，总是在胡同里和一群伙伴疯跑，隆福寺人民市场是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那里总是熙熙攘攘、一派热闹气象。他们会蹲在某个新奇的货摊前，久久盘桓，摊主也不恼怒，虽然是小孩子，但多少总能增加点儿人气。很久以后，王德福自己也在隆福寺做点儿小生意，他觉得，这和小时候的记忆多少有点儿关系。

  胡同里多学校，人员密集的北京，几乎每几条胡同就有一个学校，或者小学，或者中学，在这里生活的孩子们，不必走很远，都能就近入学。

  大石桥胡同的附近，曾经有多所小学，方彪就在其中的一所学习。1956年，他独自从广西回到北京的时候，刚上四年级，第一天入学，内容是学习学校的校规，校规中的两条，他至今还记得，第一条是早晨在学校集体做早操，第二条是早操后集体吃早饭。

  尽管离家很近，但学生们都在学校吃早饭，当时生活条件还很艰苦，大多数人家早晨是不开伙的，孩子们自己带着早餐，学校有一个锅炉，在学生做早操的时候，集中将所有学生的早餐都热好，早操结束，正好开饭，时间是15分钟。

  趁着早餐的空隙，老师们会处理一些班级事务。方彪的班主任则不同，他天天都会教学生背一段古诗，或者讲一个历史故事，故事大多很短，慢慢也都忘了，但那时的场景，可能会永远留在学生们的记忆里。

  每天早晚的打典声，总会按时响起，告诉人们，一天的生活到了一个新的节点。打典是旧时报时的方法，方彪上小学时，德胜门每天还会打典，打典之后不久，城门就会关上。而放学后，总有两个老师站在学校门口的马路上，看着学生们一个个从学校出来，散入一条条胡同中——那时候路上基本上没有什么汽车。

  高巍记忆中最深的，是北海边上的学校窗外的护城河。学校距离大石作胡同不远，走路只需要几分钟，就在护城河边上，傍晚的时候，阳光洒在护城河的水面上，波光反射到宫殿角楼的琉璃瓦上，那一刹那的璀璨，穿透了一颗少年的心。

  老北京的城市并不大，往东出了朝阳门，就算是郊区，往北，德胜门就是城市的边界，而数千条胡同，在皇城周围，形成一张密密麻麻的网。生活在这里的人，很难不和皇城产生联系。而这种联系，在不断地滋养着他们的精神。

  秋天，是北京最美的季节。而最美的地方，可能就在一条条胡同和连接胡同的道路、建筑、树木花草中，红色的宫墙、金色的屋顶、碧绿的河水映出黄色的树叶，高巍觉得，这是人类的造物和自然的风光共同协作，形成的顶级的画卷。而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的人，会自然而然地养成一种独特的审美情趣，一种只有北京独有的、别处所无的大气与壮美。

  胡同是交错复杂的，从建立起来开始，这座古都就处处映照着中国千年以降的社会风貌和文化内核。

  北京的大街，方向都很正，正东正西，正南正北，胡同也是如此，出门问路，人们往往会说，往南走，往西拐，方向一点儿也不错。尽管后来的研究者发现，古建筑的方向，并不完全和子午线重合，但并不影响人们意识中的中和正。

  生长在胡同里的人，天然受到城市文化的训练和熏陶，高巍觉得，走正道、行正路，恰恰是北京这座城市，从建设之初就设定的底色，这种底色，或许并不总是有效，不能真的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正直的人，但多少会在人们的潜意识中，留下正直的印记。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住进胡同，则无不受到胡同的影响。

  传统的中国社会形态，也映射在胡同中。住在胡同里的人，身份复杂，来源多样，你可能在胡同里遇见任何意料之外的人，可能王公贵族住的四合院隔壁，就住着一家做小买卖的商人，或者从事手工艺的匠人。城市生活为她的市民带来一种与生俱来的平等意识，而身边人的命运变迁，也隐隐告诉后来者，命运在自己手里，在城市中奋斗，终究会有所成。

  城市的设计也是如此，除了皇城里的皇帝，所有人都是平民，胡同里不分高低贵贱，皇帝的亲弟弟，也只是一个宅子更大一点儿的普通人，走在胡同里，也会和邻居打招呼，也会问“吃了吗？”

  在东四头条这个半截胡同中，住过钱钟书和杨绛，住过张学良，更早的时候，还住过清代的户部尚书翁同龢，重臣福康安……在这条胡同里，王德福和相声大师侯宝林对门而居，他小时候，常见到侯宝林从胡同里经过，脸上总是带着笑，温和地和邻居们寒暄。

  在大石作胡同，出了高巍家的院门，拐一个小弯，对面临着北海的小院，鲁迅先生的妻子许广平和儿子周海婴曾住在这里。不论是高官，还是名人，在胡同里，都是普普通通的居民。胡同里的居民，大多有一种“英雄见惯亦常人”的淡然。高巍生活的胡同里，还住着一位富氏老太太，老太太是满族富察氏人，年轻时曾在紫禁城里当宫女，封建王朝崩解后，一直住在这个毗邻紫禁城的胡同里。高巍记得，老太太平常话不多，只有和胡同里的女人们在一起时，才会聊得多一点儿，也会给孩子们讲皇宫里的故事。

  在鼓楼边上的大石桥胡同里，方彪也有许多名人邻居，傍晚的时候，时常有笛声从院子里传出，悠悠荡荡地传出很远，那时候，整个巷子就会安静下来。

  胡同也在变，或者说，胡同一直在变。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从乡土中国到城市化的中国，整个中国数十年剧烈的变迁，浓缩在一条条胡同中。

  1970年代初，李秀云一家从菜市口搬到了大石作胡同，一家五口人住在四合院的一间平房中，和高巍成为了邻居。李秀云一家是山东人，丈夫是做模具的手艺人，后来进入维尼龙厂工作，当时月收入只有五六十元。李秀云不识字，没有正式工作，但有一双巧手，经常在附近的制衣厂接一些加工的零活儿，给衣服打扣子眼，给裤子扦边，单件的收入并不高，但是她勤奋，手艺好，活儿就多，一个月下来，和丈夫的收入也能基本相当，她的孩子们放学后，也会帮她一起干，个个练出一手细密的针线活儿。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人口的增多，居住在胡同里、院落中的人也慢慢变得多，有本地的，有外来的，有些四合院变成了大杂院。

  大杂院将家家户户的生活打通，人多了，加盖的房子也多了，拥挤的感觉也来了。一间10平方米的房子中，往往要住一家人。没有独立的上下水，没有独立的卫浴，上厕所要去院子外面的公厕，做饭则在院子里生炉子。不知道从何时起，宽敞的四合院里多了许多新的建筑。

  在高巍住的院子里，院子被填平，盖上了房子，高高的台阶，消失在厚厚的地基下，站在原本高大的北房前，那房子忽然变得很低，他不知道是自己长大了，还是因为地变得更高了，或者两者都有。

  在院子里生活了数十年，李秀云的几个孩子，先后都离开了这里，院子里的人，也渐渐搬走了，他们在20平方米的房间外，又搭了一间厨房，政府修整院落时，也给他们修整粉刷了。门前的这间小厨房，让屋里的采光变得更难，他们在厨房的顶上开了一个天窗，安装了可以自动开合的玻璃窗，开启时通风透气，关上时，天光从窗户透进来，照亮厨房，也给正房增加了光亮。

  大石作胡同渐渐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胡同变窄了，胡同里堆放的杂物也变多了，从胡同外进入，要拐的弯儿也多了，院子里的房子变得更密集。伴随着居住条件的变化，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胡同居民的下一代人开始陆陆续续离开胡同，搬到层出不穷的商品楼房居住，大石桥胡同也是一样，方彪的孩子们也都走出胡同，在现代化的大厦里有了自己的家。

  在东四头条，王德福和妻子依然住在胡同里的老房子，出了大杂院，对面大门紧锁，门口的墙上，挂着“侯宝林故居”的牌子，这扇门已经很少开启。但胡同里的人，还在按部就班地生活。王德福的房子也很小，厨房就在门口的一个半开放的棚子下，只是厨具变了，不再是煤球炉。

  “大小金鱼儿，一大一条，二大一条，我不是卖黄瓜的，我是卖大小金鱼的！”闲暇时候，王德福还会推着车，车上摆着各种鱼缸，鱼缸里装满大大小小的金鱼，他一路走一路吆喝，吆喝的唱词，不知道已经唱了多少遍。

  他不会走很远，只是在家门口附近转，有时候停在路边，等一会儿，就有路过的人问价。几十年来，王德福一直干着老本行，早年间在隆福寺市场，没有摊位，挑着一个担子，里面装着鱼缸，边走边卖，后来骑三轮车，一直骑到了现在。隆福寺的市场消失了，一个新的文创园正在建设，走街串巷做小买卖的人，也渐渐消失了。只有王德福还在坚持，不同的是，以前为生存，而如今，这已经是他生活的一部分。老北京人嘴上爱说“享清福”，实际上，即使到了老年，也还是要找些事情做，不一定要挣钱补贴家用，主要是想验证自己“还没老”。王德福和这些勤劳的北京人一样，不闲着，总想做点儿高兴的事儿，卖了一辈子大小金鱼，要是真不让他继续这份“工作”，他还真不能适应。

  2018年，28岁的陈兴决定在胡同里租一间房子。剧场、酒吧、书店、隐藏在四合院里的艺术馆，还有鳞次栉比的名人故居、雕梁画栋的古代建筑，奇装异服的摇滚青年和传统的北京大爷汇聚在一个胡同里，互不打扰，又奇妙地融合在一起。走进胡同，仿佛走进了人间烟火中，又好像随时能和世界潮流零距离接触。所有的一切，对一个来北京不久，对北京熟悉又陌生的年轻人来说，都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几经打听，陈兴接手了一个朋友租的房子，房租很便宜，只有不到3000块钱，他又花钱重新装修了一下，也很便宜，几千块钱就实现了他的目标，胡同里的工业风。

  真正搬进来时，才发现了胡同的不便，即便经过了简单改造，但空间还是太小了，不得不扔掉许多以前买的杂物，放弃许多原本设想的计划。房间里有灶台，也可以洗澡，但没有卫生间，要去胡同里的公共卫生间，这种不便也的确给对胡同生活的期许打了些折扣。

  然而，生活不便的另一面，是胡同里丰富的体验。胡同里有生鲜店、啤酒吧、超市，所有的生活用品，在门口就可以买到。下班后，可以在啤酒吧买一杯啤酒，坐在门口，和几个不认识的年轻人聊一会儿，胡同里有很多椅子，随便坐下，听大爷们侃大山。推开窗就是公园的绿地，周末从不愿出门的陈兴，开始有了在公园里漫步的习惯。或者不用出胡同，就可以寻访古迹，探索那些藏在历史里的故事。

  在网上，有许多和陈兴一样的年轻人，他们在二环里租一间房子，手头宽裕的，则租一个小院，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造，去尝试，在这个既古老又新鲜的北京，体会和同龄人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几个月前，李秀云刚刚过了90岁生日，在这间2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她度过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随着年纪的增长，许多事情渐渐模糊，她开始记不清过去的事情，渐渐也分不清眼前的人了，儿子女儿照顾她，她总是记不得对方是谁，但家里来了人，她总是反复地想要给“客人”倒水、招呼客人坐在沙发上，聊聊家长里短，尽管总是问同样的问题。

  几年前，李秀云的丈夫去世，人坐在沙发上，忽然就走了，失去亲人的悲痛，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抚平。孩子们也都是老人了，他们有各自的家庭和生活，也有各自的房子，已经很长时间不住胡同了，父亲去世后，他们轮流回来，晚上住在胡同，照顾母亲，也重温胡同里的生活。

  90岁以后，李秀云可以多领一笔居家养老补贴，500元钱，这让她的生活更宽裕。冬天，房子里装了电暖气，干净、安全，温暖，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屋里总是保持适当的温度。

  胡同里的生活宁静而悠远，城市里的喧嚣和嘈杂，穿不透重重建筑的阻隔，现代都市的服务又触手可及。在这个院子里，老人们大多长寿，许多人生于斯，长于斯，也终老于斯。76岁的王德福，依然在他长大的房子里生活，这里的一切在缓慢地变化，几十年中，隔壁的隆福寺关了又开，胡同口的房子变成了小楼。但也有些东西始终不变，他的电话经常忘记充电，有时候出门也不带，但附近都是熟人，遇到麻烦的时候，他并不担心找不到帮忙的人。

  北京有几千条胡同，胡同里住着许许多多的人，有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也有近几十年中来到这里的人，大多数住在杂居的四合院里。楼房比胡同更便利，更现代化，但也少了一些岁月的积累和历史的沧桑。胡同的确窄，但胡同里的世界很宽，那种宽，和心灵有关。方彪写了很多书，关于北京的胡同、院落、历史，以及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高巍则研究老北京的民俗，他总是觉得，那些藏在胡同里的故事，那些胡同里的人们年复一年重复的仪式中，那和北京城一样古老而深远的意味，正是千百年来，一代代塑造北京人精神和文化的东西。